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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主义取向的教育政策研究分为微观的解释现

发布日期:2019-05-30 15:53
作者:admin   来源:188金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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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研究者资料收集与分析方式的不同,质性研究范式的教育政策研究具体使用了个案研究、民族志、话语分析、扎根理论与解释主义以及后质性研究方法。

  伊莱恩·杜鲁德(Eliane Dulude)等人使用修辞分析的方式对校长和教师回应政策的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者使用QDA Miner软件对观察和访谈收集的文本资料进行封闭式编码(closed coded)。在修辞上,他们将文本资料编码为三类:逻辑、情感和权威。通过对修辞的编码分析,他们探讨了校长和教师在教师会议、教学工作坊和区域援助会议上使用何种方式与不同的听众进行协商或者使之信服。他们认为学校行动者(school actor)将国家政策作为一种资源,在试图澄清新课程理念和背后的隐性模式之间的冲突时(clarify conflicts between new curriculum ideas and their implicit schemas)做出了符合逻辑和权威的主张[25]。

  阿曼达(Amanda B.W.)等人在政策实施的研究中使用了图像分析的方法。研究者认为,图像法能够给那些经常处于问题之中或要解决政策实施问题的人们发声的机会。图像分析这一概念来源于图像研究的两个分支:“影像发声”(photovoice)和“影像诱导”(photoelicitation)。“影像发声”是指让参与者以某一种社会或文化现象为主题拍摄图片,并将图片以一种画廊的场景呈现。而“影像诱导”则是在访谈中让受访者观看图片,并以参与式的数据收集方法收集并分析那些对个体观点有启发意义的数据。参与者眼中的世界(图片拍摄)以及他们对于图片感受的描述是一种展示他们工作生活的独特方式。阿曼达等人使用图像法分析了4所小学校长的日常经验。他们认为政策实施是一项包含协商和策略的空间化实践(spatially inhabited practice)。政策行动者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调节政策使之变得合适[26]。188金博网

  批判性分析取向的教育政策研究主要结合了福柯(Faucault)话语权力的概念以及费尔克劳夫(Fairclough)的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曾春莹(Chun-Ying Tseng)在《改变校长,改变学校:管理话语如何产生专业主义》(Changing Headship,Changing Schools:How Management Discourse Gives Rise to the PerformativeProfessionalism inEngland)中的分析较为典型。她关注英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校管理话语对学校校长专业角色的塑造与转变。费尔克劳夫将话语视为过程和行动,强调话语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的辩证关系。他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将社会文化的一般陈述与实践变化产生影响的准确机制和模式联系起来。波尔(Ball)称之为“政策对实践的背景性干预(textual intervention)”。曾春莹认为政策实施具有符号学的形式(enacted in semiotic forms),通过这些文本(written texts)教育行业的行动者学会如何以“专业”的方式去行动和思考。同时,她还借鉴了福柯的话语权力概念。福柯认为话语本身就是实践,它能够系统地形塑话语所指的客体。因此,话语是构成关系的组成部分(constitutive in the formation of relations)。基于福柯和费尔克劳夫话语分析的理论,曾春莹通过分析与学校管理和领导相关的政策文件,讨论了校长逐渐从“首席教师”(head teachers)转变为“管理者”(manager),最后成为“领导者”(leadership)的过程。她认为学校校长的“三部曲”建立在持续的话语赋权的基础上。随着政策中关于自由和责任的强调,专业的、有能力的校长的建构与提倡成为一系列新自由主义关于绩效与考核的参考框架[27]。

  教育政策的行动者(actor)是教育政策文本和实践的桥梁,它既包括教育政策实施的对象群体,也包括受政策影响的其他群体。对于教育政策行动者主观世界的理解是政策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本文搜集的教育政策研究论文中,研究者们通过两种技术策略理解教育政策行动者的主观建构:扎根理论和解释主义。

  使用扎根理论方法的研究者更加倾向于从被调查者的本土概念出发,在访谈资料和理论文献的互动中建构新的解释框架。多尔纳(Lisa M.Dorner)等人采用了扎根理论路线分析了社区居民对于移民者教育政策的态度。通过逐步编码的方式,他们发现被调查者在移民、移民者的工作、移民过程与制度以及融合四个层面上表达出自己的态度。多尔纳认为社区居民用以建构对移民的态度的维度包括:是否与某一些移民者建立私人关系;能否将他们区分为合法和非法;是否存在共享的价值。然而他们对移民者的态度极其复杂甚至有时是矛盾的。多尔纳发现社区居民对于移民的边界划分有时是“清晰的”(hardening)而有时是“模糊的”(blurring)。他们认为,正是这种不确定的界线划分为反移民话语及不公正的教育政策的抵制提供了机会。他们提出教育者、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应该找到合适的途径去模糊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的界线。从根本上说,教育可以成为模糊这种界线的有利方式,帮助社区居民转变对于移民的刻板印象从而实现社区融合[28]。

  解释主义取向的教育政策研究分为微观的解释现象学的方法(interpretative phenomenographic approach)和宏观的历史分析方法。微观的解释现象学的方法关注政策影响下行动者的意义建构、个体体验差异、概念以及对周围世界不同的认知和理解。比如,西蒙(Simon N.Leonard)等人使用解释现象学的方法分析新公共管理方法影响下的澳大利亚教师教育课程对学生的影响。通过对参与教师教育课程的39名研究生的访谈资料分析,他们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教师教育关注“绩效”(performance)的政策取向对教师的学习产生了挫败感,使得教师“没有时间去思考”高质量的专业学习[29]。

解释主义取向的教育政策研究分为微观的解释现象学的方法(interpretative phenomenographic approach)和宏观的历史分析方法

  而宏观的解释主义取向教育政策研究主要体现在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并且呈现过程论的特征。历史分析的过程论认为,社会结构与行动是相互建构的:结构限制或促进行动,但也可能被行动转化。唯有从过程的观点出发,叙事性地分析事件的生成,我们才能掌握行动和结构的相互建构[30]。黛安娜(Diana D Amico)在《教师权利与学生权利:1960-1986年纽约公立学校的种族和专业权威》(Teachers Rights Versus Students Rights:Race and Professional Authority in the New York City Public Schools,1960-1986)中使用的历史研究方法较为典型。1968年纽约市的教师工会教师参加了三次历时两年的罢工。期间,教师群体与黑人家长群体发生冲突,因为他们都寻求在学校中的权威和认可。超越劳工冲突的种族主义影响了教师的专业认同以及对他们理解学生和社区产生影响。研究呈现了种族区分的建构如何渗透进教师培训项目、管理政策以及教师工会的历史,从而界定了教师群体的专业形象。这种历史分析的方法提供了一种框架以理解社会制度与其服务的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31]。